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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政府8年的對華政策與中美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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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  慶  祖

內容提要:奧巴馬政府8年的對華政策,由一個“接觸”與“遏制”兩手相對平衡,逐步發展到對華強硬和更傾向“遏制”的演變過程。中美關系的特點與前相比有較大變化,雙方分歧從國內問題向地緣政治演變,兩國全方位競爭加劇。中美關系的變化是由包括美國霸權心態和領導人個人意向在內的多重因素造成的。特朗普新政府的中美關系雖將面臨新的不確定,但仍會保持在斗爭中合作的大方向。

關鍵詞:強硬,競爭,焦慮,不確定,合作,復雜

一,   奧巴馬政府對華防范心重,比前任更強硬

1,奧巴馬政府初期,繼承上屆政府的“兩面下注”對華政策

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從當初傾向對華態度強硬很快采取務實立場,重視中國地位和作用。因此中美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廣度和深度空前未有。特別是兩國經貿關系更加緊密。雖然布什政府兼容“接觸”與“遏制”兩方面的要素,并對華持續防范,但是中美相互依存已是兩國關系的一個基本結構。布什政府的兩國關系是中美建交以來的最穩定的時期。

奧巴馬政府初期奉行布什政府的對華“接觸”又“遏制”的兩手策略,明顯表現出了與上屆政府的“連續性”。 美國重視中美關系和與中國發展更廣泛合作,突出兩國關系中的“合作面”。 前國務卿希拉里高調呼吁兩國合作,表示要與中國“同舟共濟”。美國在強調積極發展與中國建設性關系的同時,不忘對中國的警惕和防范,表現為兩個面孔和兩種行為。(1)中美關系呈現出擴大的合作交流和對華持續猜疑防范的雙重形勢,兩國既有強大的合作愿望又有不斷的矛盾沖突。兩國時而競爭時而合作,或兩者同時并存。(2)

2,奧巴馬政府初中期對華強硬,“接觸”雖廣但“遏制”深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后,中國綜合國力迅猛發展。中美兩國便成了國際政治上典型的“老大”和“老二”的關系。美國對華的基本定位是,在政治上中國屬于異類國家和對手;經濟上是發展伙伴加競爭對手;在軍事上屬于潛在敵人。全球媒體各種關于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的議論,深深刺激了美利堅民族的神經。這時中美兩國的競爭被視作超越了經濟和軍事的層面,成為全方位的綜合性博弈。因此,美國調整對華政策,把軍事和外交布局慢慢轉向中國,擴大對華防范的領域和范圍。特別是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后,在中國周邊調兵遣將,對中國構成了日趨增大的安全壓力。雖然習近平主席2012年訪問美國時提出,把兩國合作伙伴關系塑造成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奧巴馬也表示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但是美國仍加強對華抑制和對沖的力度,強化對華“遏制”和“競爭”,主要表現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態度的變化。美國直接干預南海問題,從“局外者”變成“當事人”,完全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面。奧巴馬親自出面挑拔南海糾紛,“攪渾”南海局勢。美國實施“恫嚇戰略”,(3)試圖“要把中國壓下去”。就在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華和中菲關系恢復之時,美國軍艦還來西沙挑釁,不希望南海形勢平靜下來。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矛盾分歧,成為兩國博弈的焦點。南海問題表面上是中國與其它東南亞聲索國的沖突,而本質上是美國與中國的對抗。(4)

另一方面,奧巴馬表示,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美國以更現實姿態,深化對華合作和交往,發展與中國的經貿聯系和大幅度增加對華貿易和投資。并加強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層面與中國的高頻率互動。美國不斷增強中美合作,從原先的反控、核不擴散等問題擴展到外太空和海洋權益等領域。特別是雙方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引領巴黎氣候大會取得成功。還達成了《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指導原則》,雙方通過共同努力把難點變成亮點。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超過5000億美元,相互投資存量超過1000億美元,全年人員來往超過400萬人次。更重要的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都高度重視中美關系,在雙邊和多邊外交場合保持了頻繁接觸。還建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商貿聯委會、科技聯委會等90多個穩定的對話磋商機制。中美雖都視對方為最大戰略對手,但兩國關系已“大到不能倒”。 中美關系呈現“合作內容更多,競爭態勢更強”。

3,奧巴馬政府后期,美國對華政策向“遏制”的一面傾斜

奧巴馬政府后期,美國對華政策雖保持防范加接觸的政策,但防范因素在增加。美國對華的兩手政策開始向“遏制”傾斜,強調中國是切實的戰略競爭者。(5)美國兩黨精英形成共識,把中國當成美國的頭號潛在戰略對手。美國前國防部長蓋茨在其回憶中錄披露,包括副總統、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等在內的奧巴馬政府高層,對遏制中國高度一致。認為中國是一個日益崛起的對美國有最大軍事威脅的國家。奧巴馬政府加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經濟和外交投入,有意利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和海權爭端來制衡中國。美國從南海到東北亞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同盟建設,盡快完成新一倫亞太戰略布局,壓制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圍堵”中國,對中國構成了嚴峻挑戰。中美競爭和對抗在上升,兩國戰略競爭“已成為新常態”。

以軍方為代表的保守派強勢突起,發出強硬和挑釁性言論,説“硬話”“狠話”,極力找中國茬,宣揚“中國威脅論”,甚至稱將長期對抗中國。美國國防部長卡特罕見連續發表激烈言論,對中國進行“前所未有的嚴厲批評“。(6)在一次演説中22次指名道姓説中國,不惜把中美關系比照成當年美蘇“持續近50年的冷戰對峙”。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妄稱,中國“正尋求成為東亞霸主”。與此同時,美軍對華軍事行動指向性越來越明顯。美國在亞太部署最先進的F-22和F-35隱形戰斗機、P-8A海神海上巡邏機、B-2轟炸機以及美最新水面作戰艦艇等。計劃把60%的海空軍力量部署在亞太地區。美國各類威懾挑釁行動逾加頻繁,軍機在南海的抵近偵察從2009年約260余架次,增加到2014年超過1200架次。美軍艦今年已三次進入中國南海進行所謂的航行自由行動的宣示,10月21日美軍艦又擅自進入西沙海域活動,向中國挑釁發出危險的信號。美決定在韓部署針對中俄的薩得反導系統,破壞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性,直接危害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對華“遏制”政策軍事色彩越加突出。這些顯示了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的步步緊逼,美國對華強硬的一面越來越明晰的凸顯出來。美國的中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學者格林認為,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態度比布什政府強硬。

二,中美在8年中不斷發生碰撞,戰略競爭成“新常態”

1,  兩國關系大起大落,但高層會唔發揮“穩定”作用

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雖已形成但不穩定,兩國關系有如“過山車”, “冷暖”轉換,上下搖擺。中美關系的“鍾擺”向負面擺動的頻率明顯加快,其程度超出以往,(7)趨勢好像下滑。在奧巴馬政府第一年,中美關系曾有過短暫的“密月期”。美國在第二年突然“大變臉”,用公開批評代替了軟性外交。美國不顧中國的核心利益,挑戰中國南海主權,施壓人民幣升值,在中國周邊制造緊張,卻把中國正常的訴求簡單概括為“傲慢”,甚至認為“咄咄逼人”,使中美關系受到嚴重干擾。隨著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深入推進以及中美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爭發展,兩國互疑加深,矛盾沖突不斷,相互指責時起,中美關系幾經起伏。所幸的是,每年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都強調雙方要以合作為主而非對抗,促使兩國緩和氣氛。例如,2014年中美之間在東海防空識別區、網絡安全等問題上分歧一度使得中美關系陡轉直下。但從當年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起點,雙方致力于管控分歧,改善了雙邊關系的氣氛。更重要的是,在多年來的中美最高層會唔后,兩國關系都即刻趨于穩定,氣氛改善。這似乎成為新規律,新趨勢。特別是人們看到“習奧會”后,往往除達成廣泛共識,還在存有尖銳爭議的問題上都取得進展,向外界釋放出中美關系的積極信號。今年“習奧會”又一次確定在合作中解決問題的大方向,并取得了35項共識和成果。中美高層會唔已成向兩國關系提供緩和氣氛的重要動力。它不僅對兩國關系發揮“減壓”和“止損”作用,而且推動中國新朝積極健康方向發展。

2,中美關系的“問題領域”增多,兩種秩序觀成核心問題

“3T”(貿易Trade、臺灣Taiwan、西藏 Tibet)長期來一直是影響中美關系的“問題領域”。 隨著中美兩國實力日益接近,雙方關系的重心也從一些具體問題向國際秩序和游戲規則轉移。現今,中美關系從原有的矛盾向地緣戰略和國際秩序觀之爭演變。中美沒有對亞太體系的秩序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這是兩國關系中最深層次的分歧。美國希望未來世界秩序仍由其主導確立。不希望國際秩序的話語權被中國所掌握,更不希望有一個大國于之分庭抗禮。在美國眼中,新興大國對現存國際秩序的挑戰就是對美國霸權的挑戰。(8)中國則強調各國內部事情由各國自己解決,國際社會共同事情由世界各國人民一道解決。中國外交態勢已由反應型轉為主動營造型。為此,中國提出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大國關系等一系列順應時代發展的新理念。中國隨著自身綜合國力的發展,也希望施加自已的影響,在規則制定上秩序塑造上發揮自已的作用。兩種秩序觀已是中美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中美關于“亞洲地區秩序的觀念互不相讓”。美國與中國圍繞亞洲秩序的主導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9)。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還體現在經濟規的制定則上,雙方極力捍衛對自身有利的“游戲規則”,推動打造對自身有利的新制度。美國謀求下一輪競爭游戲規則的主動權。奧巴馬説過,“我們一定要讓美國來制定全球經濟規則。否則中國就要去制定”。中美圍繞亞太地區的經貿主導權的競爭越來越激烈。亞投行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等都成了中美關系的新焦點。美國強力推進TPP,搶先制定“下一代”貿易規則。TPP的一位美國官員説,“TPP是一個只禁止中國入內的俱樂部”。中國積極推進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和“區域全面積極伙伴關系協定”(RCEP),被視為美國主導TPP 的競爭對手。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創議 以及創建亞投行和金磚銀行等機構,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建設一系列替代制度。香港《南華早報》文章認為,世界頭號和第二大經濟體正為制定貿易規則展開角力,這是一場權力斗爭。(10)兩國為此展開“全球規范權”的較量。(11)

3,中美成為“主要競爭對手”,兩國戰略博弈加劇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書中説,“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是美國和中國”。近年來中國成了唯一有潛在可能性取代美國的國家。中國是美國的“心腹之患”,其它都“不足為患”。 美國自2000年連年出臺“中國軍力報告”,對中國越來越恐懼和擔憂,感到中國威脅也越來越大。2015年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10次提到中國,認為美國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首先是中國。2014年底開始的美國關于中國的的大辯論,多數人主張要加強對華防范和遏制力度,重點是“抗衡中國力量的崛起”。美國學術界彌漫著一股對中美關系的悲觀情緒。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學界大佬布熱津斯基,過去一向反對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中美對抗沖突難以避免”的觀點,而現在開始認為中美關系有可能進入“修昔底得陷阱”的危險。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説,“美國需要一個敵國,給外交政策帶來焦點和連續性”。美國的一些頂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如今中美雙方在戰略上相互猜疑日益加深。雙方精英討論重心已從伙伴關系和“戰略合作論”經過一個彼此防范的階段,轉向“威懾論”。兩國關系“正處在日趨不利的戰略漂移狀態”。在中美關系中“競爭”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且不斷擴大,合作的一面卻被逐漸大幅度壓縮。(12) 有國內學者撰文稱,中美關系規律開始變化。由于中美力量對比、彼此戰略態勢、雙方戰略基礎和戰略環境等方面發生了變化,中美關系的性質正從量變累積到“部分質變”,(13)英國劍橋大學學者馬丁﹒雅克直截了當説,中美關系的“實質發生了變化”。

眼下,中美關系正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性。澳大利亞《東亞論壇》文章説,中國是美國事實上的戰略對手及其全球霸權的潛在挑戰者。有的美國媒體認為,“中美之間的競爭似沒有得到管控且對抗逐漸轉向沖突發展”“對抗正逐步向沖突演變”。(14)中美兩國雖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聯系緊密,但在政治上和戰略上是敵對的,雙方戰略利益是有沖突的。(15)中美戰略競爭因素不時主導了兩國關系的氣氛。美國軍事布局從思想觀念、部署、技術研發等領域正準備對華的潛在沖突。新冷戰幾乎成了美國政界學界重要人物的口頭禪。現在中美關系頗有冷戰的氣氛和氣息,(16)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中美的戰略對立還將進一步加劇。它將是一個長期的戰略對峙過程。(17)

三,奧巴馬政府對華持續走強的動因

1,美國當慣世界老大,霸權和冷戰思維難改

美國人一向認為,美利堅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都認可美國政治制度優于世界其它國家的“美國例外論”。美國習慣當世界老大,奧巴馬不僅多次公開宣稱美國只能當“世界第一”,説未來一百年美國還將繼續做世界“老大”,而且他每一次出訪都擺足了“世界領袖的派頭”。 美國保持世界經濟第一約150年,主導亞太事務70年。美國充黨“世界警察”和維護全球老大地位的霸權心態,始終未變,霸權心態難改。美國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仍深信你贏我輸的零和博弈思維。在對外關系上唯我獨尊和利益至上。美國對中國崛起和快速發展很不適應,尤其是對中共18大以來進取態勢的焦慮,前所未有,相當糾結。在美國眼里,中國外交似乎已放棄“韜光養晦”,而只追求“有所作為”。 中國崛起是動了他們的奶酪,必會損害美國的利益。由于中國崛起“引發華盛頓擔憂”, 美國霸權心態決定其難以容忍和接受中國崛起,對中美關系發展構成了重大障礙。

2,中美戰略互疑加劇,美國心態失衡、焦慮和恐懼

對于中美各自不同的戰略目標和外交傳統,雙方有著很大的認知差距。中美戰略互信嚴重缺乏,奧巴馬政府懷疑中國正在塑造一個“中國中心主義”的秩序,要把美國逐出亞太地區,繼而排擠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由于戰略誤判,美國可能在亞太地區再犯戰略錯誤,將日菲越等請美國插手南海事務理解為亞太各國歡迎美國遏制中國,最后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同中國“耗上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和西方世界的實力相對衰落之時,美國猛然發現中國成長得讓他們不認識了。美國沒想到中國會發展那么快,沒想到中國改革開放后沒有出現美國所設想的情況,更沒有想到中國軍力發展迅猛,以至有的領域讓美國生畏了。中國是有史以來國家實力最接近美國,且令美國無力拉開距離的崛起大國。近年來中國強勁發展勢頭令美國精英震動,中美實力差距縮小之迅猛令美國社會不安,給美國帶來持久的危機感。因此美國變得越發不自信,心態失衡焦慮,對華態度敏感,對華消極面非常突出。近年來美國關于“中美戰爭”的研究和預測不少,充分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對中國崛起,尤其是軍事力量增強的焦慮。

3,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出籠

隨著亞太地區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美國戰略家和決策者早已考慮將其全球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問題。奧巴馬自稱是“美國第一個太平洋總統”,美國要在亞太地區扮演領導角色。他上任不久,就推行主要針對中國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戰略。2009年7月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宣布美國“重返亞洲”,后國務院改稱為“轉向亞太”(Pivot to Asia),2010年11月正式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政府強調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遏制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大國家的崛起,阻礙中國的復興進程。在外交上破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孤立削弱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在經濟上通過制定新的國際規則,來建立美國主導下的亞太新秩序。在安全上強化一系列軍事部署,構建對中國的軍事圍堵。不僅如此,美國海軍第三艦隊10月派軍艦進入中國西沙群島,也投入到亞太再平衡”,增強美軍在亞太的戰力。美國“亞太再平衡”是沖著中國來的,是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也是很大程度上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對抗中國。它對中國壓力最系統,也給中國造成最多外交損害。

4,美國強硬派得勢,軍方與白宮存有矛盾分歧

美國總一些人從最壞角度猜疑中國,把中國塑造成假想敵。奧巴馬上任后,美國保守勢力不斷攻擊美國對華“過于軟弱”。隨著2014年底以來的美國輿論要求調整對華政策的呼聲上升,美國保守強硬派開始贏得更多關注而得勢。他們不斷制造輿論,試圖將美國對華政策逼上“鷹派”軌道,綁架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美國軍方一直是“薩德”部署韓國的主要推手, “薩德”入韓決定就是強硬派在決策中占主導的結果。奧巴馬政府不一定能管得住美國強硬派,美國白宮好像難以掌控局面。連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都稱,美國軍隊看來“不太服從”自已的總司令。奧巴馬任用的四位國防部長,前三位一退下來就批判政府和奧巴馬。美國政府外交挑戰之一,是如何遏制華盛頓內部日益主張與中國對抗的壓力。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國務卿在涉華問題上的調子則相對較緩和,曾要求五角大樓公開談論中國時,不能使用“大國競爭”字眼。(18)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頼斯在全球核安全峰會前要求哈里斯和其它軍方人士在南海問題上“閉嘴”。 就在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選舉后,哈里斯還堅持“重返亞太”,發表強硬言論,給特朗普“下馬威”。種種跡象顯示,白宮與軍方在如何應對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分歧。(19)

5,奧巴馬對華態度令人感到“不善”

奧巴馬總統在8年任期中,一再聲稱歡迎中國和平崛起,但他對華的不少做法,卻讓其“誠意”大打折扣。奧巴馬深受美國精英傳統政治思維和冷戰時期經驗的影響,在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人權等方面,從內心深處對華反感。他基本上無視中國抗議,見達頼4次,是最近10年中西方國家領導人見達頼最多的。在奧巴馬政府的頭兩年,美國對臺軍售就多達120多億美元,數量和總額都超過小布什政府時期。在美對華高技術轉讓問題上,奧巴馬政府是最嚴厲的,連環保和節能技術都卡得很死。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幾乎采取不容分說地“顯示肌肉”,顯得霸道。奧巴馬在任期最后一年非但沒有對華示好為卸任后延續影響力,反而加大落實“亞太再平衡”遏制中國的政策。防長卡特在9月底高調宣稱,“亞太再平衡”戰略已進入第三階段,還將進一步擴大實施。總之,奧巴馬政府一點不比前任對華軟弱,而是更加強硬。他對華態度令人感到“不善”,使中美關系實際出了“暗傷”。

四,中美關系雖將有不確定性,但仍會“合作”與“競爭”并存

1,特朗普政府的中美關系可能面臨多方面的變數

自上世紀80年代里根總統以來,除奧巴馬外,美國歷屆總統新上任時都對中國強硬。他們競選時打“中國牌”, 上任后采取強硬對華態度,而在一兩年后則轉趨務實政策。這一現象在學術界被稱為“學習曲線”。這一“學習曲線”是否會在明年美國新政府時再現,是人們需要關注的懸念。一般認為,美國新總統會在對華政策上進行調整或修改。特朗普總統是政治“局外人”,不按常理出牌,現對其政策主張很難預判。據統計,美國總統競選時的承諾后轉化為政策的,在70%到80%之間。特朗普承諾的兌現率可能會更底。美國政府的內外政策是由國家機器的慣性、執政團隊和總統的價值觀、理念和風格等共同作用而決定的。美國新政府的對外政策雖沒有成形,但其執政團隊基本確定。特朗普本人已經傲慢地在“一中”問題上挑戰中國底線,把其當籌碼與中國在經貿利益上談判。他還會給中國出難題。特朗普團隊尤其安全團中有不少鷹派人物,強勢保守,有的發表過對華強硬言論。新總統易受他們的影響。由此看來,中美關系可能面臨多方面的新變數。在“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 思想下,特朗普反全球化的立場和優先考慮美國經貿利益,可能沖擊兩國經貿關系,致使經貿摩擦加劇。他宣稱要增強在海外的軍事部署,實施擴軍計劃。如果在美俄關系改善的情況下,則可能加劇中美地緣政治的矛盾和沖突。美國新政府可能淡化“亞太再平衡”的痕跡,但會加大軍事上重返力度,繼續保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可以肯定,美國不會撤出亞太地區,美國戰略重點轉移亞太不會改變,中美博弈也不可能調和。另一方面,特朗普意識形態色彩不重,中美兩國在人權等問題的矛盾可能會有所緩和。總之,在中美關系問題上,特朗普的不確定性大,可以通過合作塑造,也可通過斗爭塑造。美國已成為未來中美關系的“戰略變數” 。(20)當然,我們要冷靜觀察,充分準備應對中美關系的惡化,特別是兩國經貿關系的緊張,應更多采用危機管理的思路,防范重大的潛在沖突。

2,兩國關系將會更加錯綜復雜

中美兩國是“中美復合體”(China-America  complex),既有競爭也有合作,既有核心利益的沖突,也有共同利益的聚集。中美兩國在國際、地區和雙邊事務中既有接觸、交往、對話和合作,又有矛盾、分歧、斗爭和對抗。中美關系中的兩種趨勢:地緣戰略對抗的因素上升;兩國在雙邊和全球層面的合作需求也在上升,這兩種趨勢是同步的。中美關系的消極和積極的力量都在增長。正面力量在上升,負面因素也在增長,短期內負面力量大,長期看正面力量大。中美關系的好壞不完全決于領導人的個人意向,更多取決于兩國的實力變化和在全球戰略大格局中不斷變化的對應關系。特朗普承擔不起與中國關系嚴重惡化的風險。因為他要把美國利益最大化和重振美國經濟作為其施政核心要務,離不開同中國的合作。他想要美國“再次偉大”,沒有相對穩定的中美關系也是很難實現的。特朗普政府將會維持美國歷屆總統對華的“合作”與“遏制”兩手策略。在他上臺后,中美關系會經歷一段震蕩期,或者如美國《華盛頓郵報》評論稱,“處在深度不確定的時刻”,雙方在相互試探底線和較量后,可能會再次進入“合作”與“競爭”的常態。因此。中美關系更加錯綜復雜,越來越多樣化,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復雜生態格局。充滿不確定性。要説世界上最復雜的雙邊關系,莫過于中美關系。這兩個大國的關系的確超越所有國際關系教科書里的想象。按前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國務卿助理坎貝爾的説法,中美關系將是“更加難以應付”。

3,中美關系仍處在調整和轉型之中

中美關系30多年來從不是一帆風順,而是“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基本規律是“起伏不定,螺旋上升”。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美關系處于非常微妙的轉變期。兩國戰略互動態勢發生重要演變,一個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之中。(21)中美關系未來發展的大趨勢是在“變化中求平衡,在不斷討價還價中維持動態的平衡”。 中美在斗爭中合作的大框架變不了。兩國既合作又競爭以及“斗而不破”狀態還會延長。(22)“緊張、摩擦、調整和緩和”始終伴隨中美關系的發展。中美關系雖時有起伏,但恢復力強。兩軍關系也變得更有韌性,在危機管控和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方面不斷取得進展。例如,近年來中美兩國在南海進行激烈對抗,但美國軍艦還是訪問中國,中國艦艇仍然參加美國組織的環太平洋軍演。

特朗普當選總統后,“習特”通話表明中美雙方都重視中美關系。中國領導人表示,中美關系處于關鍵時刻,希望中美關系平穩過渡。香港媒體認為,特朗普重燃美國夢和中國夢可以平行不悖,相互扶持。中美關系呈現出重要性和復雜性都上升的雙重特點。中美兩國雖是戰略對手,但不是敵對關系,也不是現實敵人。盡管中美之間對抗和矛盾難以避免,但這些不會導致直接戰爭。兩國都力避進入新冷戰。對于中美關系,我們在態度上要積極看待,戰略上發展合作,盡量把合作面搞大,戰術上控制危機,保持高層定期對話,推進矛盾和危機的控制。當然,隨著美國新總統上任,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也會面臨新考驗,對其構建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反復性要有充分準備。我們要有新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來超越分歧,凝聚共識,重新確立中美關系新框架。

注:

1,12,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03-13,2015-7-1

2,     美國《時代》周刊,2010-3-15

3,     美國《凱托學會網站》2016-6-16

4,        美國《彭博社》2016-6-2,

5,14,    美國《國家利益》2016-5-26,2016-10-26

6,     日本《讀賣新聞》2016-5-30

7,10,21,《國際網》2016-1-13,2016-7-29,2016-11-1

8,        香港《鳳凰國際智庫》2016-7-7

9,        日本《經濟新聞》2015-9-9

11         新加坡《海峽時報》2015-7-15

13         《中美聚焦》2016-10-9

15,       香港《鳳凰網》2015-2-27

16,       英國《路透社》中文網2016-6-22

17,      《中國青年報》2016-7-16

18,       美國《海軍時報》2016-9-26

19,22,  《環球時報》2016-9-28,2016-8-29

20,       英國《金融時報》2016-12-1


(作者系外交部主管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2016年12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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